前因
洋务运动
19世纪60年代，洋务派官员曾国藩、李鸿章等引进西方科技创办了一系列企业，用来挽救晚清的统治危机。
1888年，在北洋大臣李鸿章的督办下，北洋水师正式成立了。与它同时期成立的，还有南洋水师。它们是中国最早的近代化海军舰队，在所有清朝海军中，北洋水师实力最强、规模最大。
清政府在此前，并不重视海防和海军。北洋水师的建立，源于一个事件。
1874年时，琉球船民和台湾高山族发生了冲突。日本以惩办台湾“生番”为由，派船在台湾南部登陆，想强占台湾。
清朝闻讯后，马上命大臣沈葆桢为钦差大臣，处理此事。
沈葆桢派出了几艘福建省的兵舰前往台湾，并与日本方面谈判。日本借机讹清政府，要让清朝赔给他们军费。英、美、法也给日本帮腔，假装调停，实际上是向清朝施压。清朝最后不得不赔偿了50万两，签订了《北京专约》。
此消息一出，立即引起了众怒。朝廷也非常气愤，认为自鸦片战争以来，清朝就在涉及海防的事情上屡屡吃亏。
李鸿章
因此，军机处于1874年11月下诏，令朝廷各官员在一个月内，务必上折子说说解决办法。
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，给朝廷上了《筹议海防折》，提出了重视海防的观点。他说朝廷现在财力有限，应该牺牲西北的塞防来加强海防。
与李鸿章的观点不同，山东巡抚丁葆桢则力主“塞防”。他把俄国视为清朝的心腹大患，说防俄国重于防日本，塞防应重于海防。
左宗棠则提出了另一种看法，他既不同意李鸿章放弃“塞防”的主张，也没有完全赞同丁葆桢的意见。他认为朝廷应视“海防”和“塞防”并重，不能只顾一头。
对于这个争论，朝廷认为左宗棠的想法更合适一些，也主张“海防”和“塞防”并重。
陆地上的“塞防”对于清朝来讲，并不陌生，因为清朝就是靠陆军和骑兵取得天下的。可“海防”应该怎么办呢？这对清朝是个新领域。
沈葆桢
浙江巡抚丁日昌建议，朝廷应建立北洋、东洋、南洋三洋海军，对应着直隶、吴淞地区、福建地区。
李鸿章也支持他的想法，他说直隶一带是京师的门户，是最重要的地方，应该在这设立一支海军；吴淞一带是长江门户，财富聚集之地，是次要的地方，也应该有海防。在战略上，李鸿章认为要先守住这两片地区，其他地区就问题不大了。
朝廷听了二人的建议，同意创办三支海军，即北洋水师、南洋水师和福建水师。
光绪帝又命南洋大臣沈葆桢、北洋大臣李鸿章督办南、北洋海防，并每年调拨400万两银子作为筹备海军的军费。
二人领命，开始督办海军。刚开始，李鸿章和沈葆桢并没有得到约定好的400万两银子。浙江、江西等省找各种理由，截留了海防的军费，致使海军经费大打折扣。
总理衙门知道经费紧张，就号召南、北洋大臣协商使用银子，同时还由办三支海军改为了只办北洋和南洋。
这时，沈葆桢主动向朝廷提出，让出南洋的军费，全都拨给李鸿章的北洋使用。他为何会这样做呢？
北洋水师的舰船
沈葆桢此前在台湾处理日本人的事件时，急需用兵，曾向李鸿章借了6500名淮军。同治皇帝驾崩时，李鸿章入京吊唁，还拉拢满族大臣文祥一起推举沈葆桢出任南洋大臣。
可见，沈葆桢是想换欠李鸿章的人情，当然，沈葆桢还有更现实的考虑，就是自己作为封疆大吏，要想仕途上升，离不开权力更大的李鸿章的扶持。
李鸿章拿到银子后，就开始置办军舰。到1881年底，北洋海军除国内自造船只外，已陆续从国外购进战舰10余艘。1886年，朝廷正式颁布了《北洋海军章程》，宣布北洋水师正式成军。
当时，北洋水师的规模很大，已经成为了亚洲最大的海军力量，连日本政府都对它产生了畏惧心理。
再看沈葆桢，他此时因缺少经费，在南洋水师上已力不从心了。因焦虑，他甚至染上了重病。
1878年以后，沈葆桢就要求将原本分拨给南洋水师的银子收回。有了银子后，沈葆桢也开始购买舰船，但其规模远远落后于北洋水师，不可相提并论了。
后果
甲午中日战争
1894年，日本挑起了甲午中日战争，清朝仓皇迎战。战争转移了丰岛等多个战场，最后清朝战败、北洋水师全军覆没。
结论：清政府建设近代海军，让西方列强和日本不敢贸然侵略中国。不过，由于李鸿章和沈葆桢的关系，使北洋和南洋的发展一开始就很不均衡，同时也存在矛盾。甲午海战爆发时，南洋水师甚至都没前来参战，眼睁睁看着北洋水师全军覆没。